混迹于Plurk这类互动性强的杂烩社区，来自沿海内陆、发达落后、国际土鳖城市的扑客们共冶一炉，偶尔会看到关于外地人的牢骚：插队、堵路、喧哗等等。作为中国人，这当然见怪不怪，从出生之日起便不由分说地烙上本土印记，一旦穿州过省，随即由本地人化身为外地人，离乡背井、势单力孤的自我悲戚感油然而生。然后，作为当地的少数民族，相同的出身将他们自然而然地汇集起来，互称“老乡”，寻找归属，不改的乡音成为抱团聚众的通行证。作为汕头人，这更是见怪不怪，“外省仔”这种带有歧视意味的称呼自小耳濡目染，在幼年时一听到对方操普通话就会习惯性警惕，甚至在潮汕语系中出现不同口音都有排斥心理。老祖宗告诫我们：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

相比起纽约、伦敦、巴黎一节地铁车厢容纳十来个国家人群的国际化程度而言，北京、上海仍显不足，而我待了五年的广州更是次之，但这三个城市都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蜂拥淘金的“外地人”。作为外地人，在同样汇聚各省各乡人类的大学校园里，秉着入乡随俗的原则，我逢白话人说白话，遇普通话人说普通话，见“甲己人”说“甲己人”话。然而在校外，口音与语言的差异则会形成天然的鸿沟。在城市间，总能看到背着一个两个麻袋、身着破旧满脸风尘的人类，城里人将之一概归类为“乡下人”。在城里人眼里，乡下人缺乏教养，不排队，随地吐痰，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。城里人认为，这一切行为归根结底在于“素质”。素质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、最智慧、最科学的衡量标准之一，它使得人一生下来就被分为两等人，有素质和没素质，如果你生为一个没素质的，对不起，你就是个二等公民。多么和谐！

但是，作为拥有城市户口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们，口头牢骚着素质的同时却在现身说法地表现着另一番情景。湖南株洲的女士表示，素质在于给狗让座；杭州湾大桥的观光客展现：素质在于为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创通行纪录。在一些大城市里，我们还能看到演绎着中国特色的另类风景：公共汽车上下总是一窝蜂，抢位却不让座；在公众交通要道中拥堵成堆，一副“此路是我开”的豪迈气概；汽车逆向行驶，或窜上自行车道、行人道。早些时候，当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上班，遇到红灯便自觉地停车侯时，然而往来的自行车辆仍随意穿行，与交叉行驶的机动车玩技术和心理。渐渐地，我发现自己往往成为唯一停在十字路口的路人甲，于是我开始学习同城人无视红灯指令，英勇无畏地以人肉挑战着铁甲虫。嗯，事实充分证明了我是一个缺乏原则和立场的城里人，纵然不是大城市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，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说过：“仓廪足而知时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如今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了，神舟七号顺利飞天了，国家外汇储备早名列世界榜首了，三聚氰胺不作工业用途而改为牛奶掺假了，结果人们的“自我”意识反而更增强了，相对地公共意识则此长彼消了。中国自诩着“礼仪之邦”，浩瀚的历史长卷书写着博大的中华文化，其中便有“礼”。然而，岁月匆匆，往事悠悠，我们在历史的车轱辘前进过程中，武力反封建砸掉了孔夫子庙，在改革开放洪流中，发财致富替代了理想信念。很自然地，“家教”首先便不是教育孩子要有爱心、有礼貌、有同情心，而是教育孩子在市场经济中提防外人，“不要吃亏”。

初中时看《学习之友》，讲述一个在新加坡的美国小孩因墙壁涂鸦而受鞭刑的故事，即便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出面协商都无济于事。香港的公益广告时常宣传公共意识，禁止公共场所吸烟、高楼掷物等，而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等最高罚款5000元。可见，对于民众伦理道德的塑造，最基本的方式便是法律。今晚，在电视上看到汕头要推行违反交通规则者，除了经济处罚外要登记有效证件信息，并通报其单位对此人追加处罚。我在考虑，是不是该找找那张图书馆借书证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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